中医“润法”学术源流发展发表时间:2023-12-16 13:31 中医“润法”学术源流发展杨燕1,2,吴朦2,陈南杰2,郑昭瀛2 摘要:“润法”是中医治病、养生保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治法。本文通过整理中医“润法”的源头与发展脉络,发现“润法”在秦汉时期已经得到实践,相关理论初见于《黄帝内经》,在汉代《伤寒论》体系中得到实践,在唐宋进一步发展完善;而后,“润法”随着金元四大家的争鸣在各个学派中大放异彩;到了明代,“润法”虽未被总结为独立的治法,但蕴含在其他众多治法当中;清朝温病学家对“润法”的应用有了更丰富的总结,并提出“胃喜润”的理论;到了现代,以路志正、徐经世等为代表的医家则在前人医家经验基础上,对“润法”进一步深化应用和发展创新。未来可进一步围绕“润法”开展理论、机制、方药等系列研究,以期在当代疾病诊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润法;源流;发展 《说文·水部》云,“润,水曰润下。从水,闰声”[1]。“润”字本义为雨水下流,滋润万物,后发展有濡润、润养、润燥、滋润之意。因此,润法是指运用具有濡润、滋润作用的方药治疗疾病的方法。润法在中医药临床中运用较广泛,其理论与实践来源悠久,内容丰富。但历代医家对其论述相对离散,润法经常蕴含在其他治法当中,而未被总结为“八法”之一。本文系统整理了润法的理论与实践源头、历代发展的资料,以期为当代与“润”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1 《黄帝内经》首次提出润法相关理论其实早在《黄帝内经》以前,润法就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运用实践。《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干瘙”一病,是一种皮肤干燥瘙痒的疾病,附有8个治疗方案,其中包含“酒”等通津液的药物,“豚膏”等滋润药物。《五十二病方》中动物膏脂类药物共有24种,包括彘膏、豹膏、蛇膏和牛脂、羖脂等[2]。而在《黄帝内经》中,润法首次被总结为理论。 1.1 气血津液具有润泽的生理作用《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时代医家提出人体生理模型,认为人体的气血津液是对人体有滋养作用的营养物质。总体来说,人体卫气营血从脾胃化生出来,由肺宣发、肃降,或行于经脉输布全身,起到营养作用,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物质。《灵枢·脉度》曰,“故阴脉荣其藏,阳脉荣其腑……气流溢之气,内溉藏腑,外濡腠理”[3]86。其中,营血等属阴的部分,对身体有濡养、润泽的作用;卫气等属阳的部分,起到蒸腾津液、推动营养物质散布、温润的作用;身体中的津液,具有“濡润”“淖泽”“润泽”作用。《灵枢·决气》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3]61-62。《灵枢·口问》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3]56。如果人体阴阳平和,机能正常,气血津液在身体里就能发挥正常的润泽作用,正如《灵枢·行针》所言,“阴阳和调,而血气淖泽滑利”[3]114。 1.2 《黄帝内经》的两种润法《黄帝内经》中的润法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滋润”,一类是“温润”。 滋润法是常用的治法,常用于气血津液不润导致的干燥之证。由于脏腑功能失调,化生、输布气血津液失常,或者气血津液通道不畅等问题,导致气血津液不能润养而出现干燥的情况。《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明确提出,“燥者润之”“燥者濡之”[4]471。对于气血津液不能润养,滋补气血津液就是最直接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润法的基本治疗原理。具体的治疗可以使用滋润的药物,如沙参、麦冬等。 温润法适用于寒凝导致的干燥之证。寒性凝滞,身体感受寒邪,寒邪会使运行的气血津液凝滞不行,从而导致身体失去润泽。《素问·调经论篇》有云,“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4]321。《黄帝内经》提出治疗寒性凝滞、气血不行而导致的燥证,要运用温润的方法。《素问·藏气法时论篇》明言,“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4]138。服用辛温的方药,以温散寒邪,疏通血气,濡润周身。《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亦言,“太阳之客……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4]471。 2 《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润法理论得到临床应用继承《黄帝内经》中气血津液润泽机体的学术思想,《伤寒论》《金匮要略》强调津液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多次提出“津液自和便自愈”。如果津液发挥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对机体起到润泽、滋养的作用,疾病便很快痊愈。《伤寒论》在继承《黄帝内经》学术思想基础上,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与病位病性,发展出四种润法及方剂进行治疗。 2.1 滋润法滋润法为《伤寒论》中常见的治法。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津液缺失而出现干燥等证候,是运用滋润法的适应证。《伤寒论》第168条,“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5]94。因实热灼伤津液,可以加用人参,此为“滋生津液之要药”。《伤寒论》第319条,“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5]160。因误治导致津液亡失,可能出现猪苓汤证,其中所用阿胶具有滋润养血作用。其余像小建中汤、新加汤、芍药甘草汤也用了芍药、人参等养阴、生津的药物,也是滋润法的代表方剂。另外,因津液内伤,导致“心悸动”者,可运用炙甘草汤。炙甘草汤中有炙甘草、阿胶、地黄、麻子仁、麦门冬等滋阴润燥的药物,通过润养心神,滋补血脉,可以治疗心悸。 2.2 润下法如果出现既有里实,又有津液不足而导致的“脾约证”,即胃中有热,脾阴不足,脾的输布津液功能被约束而津液偏渗,以致肠中干燥,则可以用润下法。润下法的代表方剂是麻子仁丸。《伤寒论》第247条,“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硬,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5]107。麻子仁丸中君药麻子仁质润,多油脂,具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又辅芍药以滋脾阴,配小承气汤行气泻实,更佐杏仁降肺气以通腑肠之气,从而提高疗效。 2.3 润导法如果患者亡失津液,肠道内的津液会减少,这样就导致大便干燥。“以津液外出,胃中干燥,大便必硬”[5]99。这时候患者如果使用常规攻下法,会亡失更多津液,这时可以考虑用润导法。《伤寒论》记载了这种情况,“虽硬不可攻之”,可以用蜜煎导法。蜜煎导法用食蜜塞肛,滋润直肠,达到通便的作用[6]。 2.4 温润法在亡失津液的时候,如果有同时出现亡阳的情况,可以运用温润法温补津液。《伤寒论》第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5]19。“温润法”通过用温性的药物“附子”,来恢复身体的阳气,促进机体产生更多津液,并且发挥收摄作用,防止更多津液亡失,从而达到“润”的作用。这是《伤寒论》中运用较少而又比较独特的润法。《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7] 。小建中汤以饴糖为君药,味甘性温,具有温润滋养作用。其与桂枝相合,辛甘化阳以建中阳之气;与白芍相合,酸甘化阴以助阴血之虚。 3 唐宋时期发展了脏腑润法唐宋以前,润法主要运用于气血津液不足导致干燥失润的病症,较少有针对脏腑失润的运用。《伤寒论》中言及“胃燥”,也不设专方。唐宋时期,润法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针对脏腑失润的润法。 《外台秘要》在论述霍乱病的时候,继承《诸病源候论》的观点,发挥“脏燥”概念,并给出治疗方案。王焘认为,津液枯竭会导致“脏燥”,从而会导致口渴,“大利则津液竭,津液竭则脏燥,脏燥则渴也”[8]。同时,在论述“消渴病”的时候,王焘明确提出其病因有“脏腑燥”“五脏干燥”。《外台秘要》给出“霍乱烦渴方四首”,包含黄粱米、糯米等质黏滋润药物,运用润脏燥法治疗病后烦渴。王焘继承前代“肾脏恶燥”的观点,认为“下焦生热,热则肾燥,肾燥则渴”,有火热邪气进入少阴肾的时候,就会引起“渴而引饮”“烦渴”。全书多处提出该观点,并给出“润肾燥法”,其方剂多含玄参、知母、麦门冬、瓜蒌等清热生津、润燥止渴药物。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对“润肺”较为重视。文中多处出现润肺法的方剂及论述。该书认为伤寒咳嗽者,可予“人参润肺丸”“润金散”方剂;咳嗽热壅者,不可投热药,予“茅根汤”等润肺方剂。“小儿润肺散”“润肺丸”等方剂也被列为咳嗽常用方剂[9]。另外,唐宋诸方书对“肠胃燥热”也有论述,在《伤寒论》脾约证的基础上发展出丰富的润肠法以通便,方剂如“脾约麻仁丸”。 4 金元时期丰富了润法的治法方药4.1 刘完素注重清热润法金元时期刘完素提出“玄府气液说”,其认为玄府是“气出入升降之道路门户也”[10]8,热邪导致腠理闭密,玄府不通,气液不得流畅滋润,会导致燥热。《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曰,“热气怫郁,玄府闭密而致,气液、血脉、荣卫、精神,不能升降出入故也”[10]12。基于这样的病机,刘完素注重运用清热生津的治法。刘完素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有关于燥邪的专门论述篇章“诸燥总论”。他认为燥更多与火热相似,“同于风热火也”,会“致金衰耗液而损血”,损伤津液气血,津液不得宣行,就会出现“消渴”“胃瘅”等疾病[11]101-103。而后他在《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燥门》中创立“人参白术汤”“绛雪散”“人参散”“大黄甘草饮子”4首方剂[11]102-103,其用药均在人参、瓜蒌等润燥药物的基础上加上石膏、黄芩、寒水石、连翘、大黄等清热药物,体现了其清热润法的理念。 4.2 朱丹溪善于“滋阴润法”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注重滋阴,是“滋阴派”的代表人物。朱丹溪不同意当时流行的《局方》重视辛燥药物的观点,他在《格致余论》中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12]学说。其认为由于各种原因,人常常会出现阴虚。比如夏天会导致人表实而阴虚;心理情志方面,心动而相火妄动、耗伤阴液会导致阴虚;过用温燥、厚味酒肉也会导致伤阴[13]。阴液经常会出现不足的病理状态,所以滋润人身之阴水,是朱丹溪重要的治疗手段,且朱丹溪提出阴虚是比较难治的疾病。由此,朱丹溪临床擅长运用“滋阴润法”,在治疗上多用黄柏、知母,认为两者有补阴、滋阴的功效,经典代表方剂为“大补阴丸”[14]。 5 明代润法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5.1 润法散见于《景岳全书》的各类治法中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对历代治法进行总结,得出“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其中虽无“润法”专论,但润法散见其中[15]。如“左归丸”“一贯煎”等为“补阵”中滋补肾水的润法;“金水六君煎”“百花煎”为“和阵”中的润法,通过滋阴和解病邪;“玉烛散”为“攻阵”中的润法,攻下同时以四物汤滋润阴液;“散阵”“寒阵”“热阵”“固阵”“因阵”中亦均见润法的运用。由此可见,至明代,润法已经被医家娴熟掌握,并且运用于各类治法当中。 5.2 基于命门学说提出填补真阴之润法明代有众多医家探讨命门学说,包括孙一奎、张景岳、赵献可、李中梓等,他们认为命门是真阴真阳的根本。其中张景岳为典型代表医家,擅长运用熟地等滋润药物滋养真阴,人称“张熟地”。其创制的“理阴煎”“左归丸”为滋润真阴、壮水之主的代表方剂。张景岳认为命门为脏腑阴阳之本,《景岳全书·命门余义》中曰,“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16]。并且他还提出真阴是人身之根本,“夫人生于阳而根于阴,根本衰则人必病,根本败则人必危矣。所谓根本者,即真阴也”[17]。这些重视真阴的观点影响了当时的润法理论发展,产生了填补真阴之润法。赵献可也有类似观点,在临床上重视运用六味丸、八味丸等治疗真阴不足导致的各种疾病[18]。 5.3 李中梓提出滋肝补肾的思想李中梓在《删补颐生微论·三奇论》中论述精气神的关系,“夫精也者,水之华池,神倚之如鱼得水,气依之如雾覆渊”[19],他认为“精”是水的精华,滋润精水是重要的养生法则。在此基础上,李中梓发展出“乙癸同源”的观点,认为肝肾两者相互滋生,“壮水之源,木赖以荣”[20],临床可以通过补肾达到滋肝的目的。该观点对现今滋肝补肾的治法有巨大影响。 6 清代对润法理论和方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6.1 温病学派丰富了润法清代医家在继承前人医学理论及经验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流行疾病情况,对温热之邪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与研究,丰富了医学理论,其中不乏对润法的补充。 温热之邪,容易损伤阴液,从而导致身体阴液不足,失润而燥。故温病学家用药特点也重视滋阴,善用润法。在临床实践中,他们总结出“滋阴清热”“养阴透热”“滋肾阴泻心火”“育阴泻火”等法,均是以滋润法为基础的演变方法,经典方剂如“青蒿鳖甲汤”“复脉汤”[21]。 温病学家有观点提出,温热之邪如果耗伤肝肾之阴,会生风,出现“痉”等疾病。基于热极生风理论,温病学家认为当“补液而熄肝风”[22],提出了滋阴熄风的润法。通过滋补肝肾之阴液,平息肝风,从而治疗“风”病,经典方剂如“大定风珠”“小定风珠”。 温热之邪,结于肠道,而成阳明腑实证,是温病常见之演变。而传统攻下法较少兼顾阴液,又未能照顾素体阴虚之人,温病学家在前人基础上补充出更加全面的润下法。“新加黄龙汤”“增液汤”“护胃承气汤”等方剂既滋阴又攻下,攻补兼施,祛邪而无伤阴之弊。这是润下法发展的高峰。 6.2 胃喜润理论的提出叶天士在总结大量经验过后,首次提出“胃喜柔润”的观点。叶天士首次提出脾胃分治学说,脾胃同处中焦,互为表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23],他常运用滋阴润胃法来治疗各种胃病。《临证指南医案》中治疗胃病常用麦冬、石斛、玉竹等滋养胃阴药物[24]。《时方歌括》提出相似观点,“足阳明胃为燥土,喜润而恶燥”[25]。他指出治疗胃病的时候需要注重养津液,可以用麦、天冬、生地、熟地、石斛来治疗。 7 现代医家对“润法”进行深化应用和发展创新国医大师路志正认为润与燥是脾胃共同生理特性,相生相克,矛盾统一,唯有兼顾润燥,燮理阴阳,方具冲和之德。他提出调理脾胃应“顾润燥”,即在强调脾胃温补升发基础上,不忘甘淡濡润,以顺脾胃生理之性。理脾阴宜甘平、甘淡之味,如山药、莲肉、粳米、生谷麦芽、太子参、西洋参、沙参、葛根、荷叶等以顺其升清之性;滋养胃阴取法甘寒养阴,辅以酸味。路老在临床中喜用王氏致和汤加减化裁,取北沙参、麦冬、石斛、杷叶、石莲肉、竹叶、木瓜、甘草、陈仓米,并酌情使用绿萼梅、乌梅、花粉、玉竹、生山药等[26-27]。徐经世提出理脾阴重在“补不峻补,润燥适宜;益脾重理气,养脾用甘平”[28]为要,使脾胃升降平衡,五脏随之而安。焦树德提出“治咳七法”,其中之一就是“润法”[29],是运用甘凉清润、润燥养肺、清金润燥、滋阴养肺、清燥润肺、生津润肺等方药治疗咳嗽的方法。王殿华[30]以现代中医辨证论治框架理论,按发病机制不同,总结出4类“润法”:滋阴润燥法、清热润燥法、益气润燥法、辛以润燥法,为古今润法理论沟通做了连接桥梁的工作。现代医家运用古代润法理论与现代医学知识进行结合,以润法治疗现代医学诊断的疾病,获得新的认识,扩充了润法的现代适用范畴,如吴义春、仝小林运用润法治疗糖尿病便秘[31],刘沈林[32]运用润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等,都获得良好疗效。 8 结语来源久远的润法理论,最早可溯源于秦汉时期,正式提出于《黄帝内经》,在后世的各代医家努力下逐渐得到充实发展与实践运用,包括理论认识、具体治法、处方用药、治疗病症等方面。通过对润法发展源流的系统梳理,归纳、总结历代医家润法理论与实践成果,使我们对润法理论内涵有了更深入认识,但未来还有待进一步围绕润法开展理论认识、作用机制、有效方药等系列研究,以期在当代疾病临床诊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1445. [2] 严健民.五十二病方注补译[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255. [3] 灵枢经[M].周鸿飞,李丹,整理.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4] 素问[M].何文彬,谭一松,整理.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 [5] 伤寒论[M].湖北中医学院,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6] 杨璇.伤寒瘟疫条辨[M].李玉清,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161. [7] 李鹏英.金匮要略选读[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74. [8] 王焘.外台秘要方[M].高文铸,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207. [9] 宋太医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陈承.裴宗元,陈师文,校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173. [10]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鲁兆麟,主校.石学文,点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11] 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M].宋乃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12] 朱震亨.格致余论[M].刘更生,点校.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2-3. [13] 焦振廉.朱丹溪滋阴学说内涵及相关因素探讨[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9(3):1-4. [14] 杜松.朱丹溪[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59-62. [15] 张景岳.八阵方[M].吴少祯,主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 [16] 张介宾.景岳全书[M].夏之秋,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51. [17] 刘孝培.景岳全书杂证谟选读[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10. [18] 刘玉玮.赵献可《医贯》医学理论特色辨析[J].中医文献杂志,2001,8(1):3. [19] 李中梓.李中梓医学全书[M].包来发,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65. [20] 李中梓.医宗必读[M].江厚万,点评.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155. [21] 吴鞠通.温病条辨[M].李玉清,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45-50. [22] 赵绍琴,胡定邦,刘景源.温病纵横[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95. [23]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203-211. [24] 徐莉佳.胃喜润恶燥理论探析[J].新中医,2022,54(7):217-219. [25] 陈修园.时方歌括[M].黄大理,校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59-64. [26] 路志正.顾润燥在脾胃病中的运用:上[N].中国中医药报,2012-11-21(4). [27] 路志正.顾润燥在脾胃病中的运用:下[N].中国中医药报,2012-11-22(4). [28] 张国梁,李艳,赵进东,等.徐经世理脾阴法浅析[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5(3):48-50. [29] 焦树德.治咳七法[J].河北中医,2004,26(9):645-648. [30] 王殿华.润法分类及临床应用举要[J].陕西中医函授,2000,20(2):11-12. [31] 吴义春,仝小林.风疏雨润法治疗糖尿病便秘[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3(6):36-38. [32] 刘沈林.酸甘濡润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J].江苏中医药,2007,39(7):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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